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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点击数:6358  2011-03-01 18:56:45

约瑟夫•桑德勒Joseph Sandler,1927~1998

桑德勒研究心理学和医学,按经典精神分析传统接受培训,将他非凡的临床和研究技能结合起来,成为欧洲第一个获得完全专业认可的分析师:担任精神分析几个主席职位。作为国际人物,他任几期国际精神分析联盟(IPA)主席和《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编辑。他的理论贡献建立了经典驱力理论和客体关系理论(内部表象世界)之间的桥梁,对美国的自我心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他鼓励不同的理论派别间的积极对话,并努力使理论更为准确(Joseph Sandler,1987)。

哈罗德•斯图尔特Harold Stewart,b.1924~

斯图尔特作为全科医生开始他的医学生涯,在作为精神分析师培训之前探讨催眠的治疗性使用。涉及到技术的临床要点和问题,他所作贡献的范围从在分析过程内部对梦的解释变化,到同非常紊乱和退行的病人一起工作的技术挑战。他强调既在移情之外又在移情内部同时工作的意义(Harold Stewart,1992)。

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1923~1981

科胡特创立美国自体心理学(self psychology)学派,坚持认为心理缺陷而非冲突是许多人患病的原因,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传统美国自我心理学的主要挑战者。他的一些工作与温尼科特和其他英国独立派(British Independents)的工作结合在一起。作为科胡特他对所见的优势模型(dominant model)盲点的反应,他强调对父母及延伸到对分析师的需求,以此镜像(mirror)式地反映出儿童/病人,并达到对他/她们自恋性表达诸如理想化和无所不能需求的理解,而不是用谴责和说教性的草率解释。科胡特对不真实自体在其中带着同他人反常分离感发展起来的先占或自恋性养育(preoccupied or narcissistic parenting)特别感兴趣。他不认为恨和攻击是原始的,而认为是对创伤的继发反应。科胡特提出共情和协调而非解释和领悟是治疗的关键因素(Heinz Kohut,1977)。

汉纳•西格尔Hanna Segal,b.1918~

西格尔在波兰出生并接受医学培训,但在纳粹侵占开始她和父母是从巴黎逃离到英国的。像比昂和罗森费尔德一样,她对有关精神病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贡献开始于她在精神病院“社区病房(back wards)”的工作经历,她所帮助的病例为生病且几乎不懂英语的波兰军人。最初在爱丁堡受费尔贝恩鼓舞,她接受克莱因分析并在克莱因学派传统中成为卓越的作家和思想家。她在形形色色的领域如象征形成(symbol formation)、美学和文学(Hanna Segal,1981)作出贡献,曾是核扩散狂热主义最主要的批评家(Hanna Segal,1997a)。

贝蒂•约瑟夫Betty Joseph,b.1917~

约瑟夫由从事社会工作转到精神分析,像许多精神分析师一样,她受到她与母亲和婴儿在一起职业工作的影响。她对克莱因的观点很感兴趣,是英国后克莱因学说发展的一个主要人物。她工作的主要领域涉及临床技术,她尤其对人的内心进步的复杂性是如何在临床交互作用的每一分钟里加以表达,从而被理解和逐渐被改变的过程表现出特别的兴趣(Betty Joseph,1989)

赫伯特•罗森费尔德Herbert Rosenfeld,1910~1986

罗森费尔德是一位医生,1936年从德国迁移到伦敦以逃离纳粹迫害。他对理解和帮助在精神病院遇到的精神病人感兴趣,那时对那些病人几乎什么也不能做。他意识到精神病中的器质性过程(organic processes)的重要性,却发现,对病人如何思考和认识世界的准确共情和理解常能减轻病人的障碍。他接受了克莱因的分析,而且同西加尔和比昂一起作出从克莱因理论观点到对精神病的心理理解,从而到对所有人类心灵中能在一个水平发生的反常原始过程理解的创新性贡献(Herbert Rosenfeld,1965)。他也因为关于人格病理学结构(pathological organisations)的工作受到注意(Herbert Rosenfeld,1987)。作为在英国和国外都受人欢迎和有献身精神的教师,他对在战后德国本地的精神分析文化的修复作出了巨大贡献。

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1907~1990

鲍尔比在英国社会接受培训,借助他对亲附和丧失的观察工作建立起精神分析和性格学之间的重要联系(John Bowlby,1969,1973,1980)。尽管鲍尔比从分析工作转移到性格学研究,他遗留下来的知识仍使精神分析同外部可见内容以及我们哺乳动物特征联系在一起。鲍尔比和后来研究者对亲附理论的研究,为许多客体关系观点提供了科学的支持。他的工作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性意义,因为他强调了如因住院母亲与幼儿过早及延续分离的创伤性影响。

玛丽恩•米尔纳Marion Milner,1900~1998

米尔纳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接受分析性培训之前,已经发表了几本有影响力的书。《一个人自身的生活》(A Life of One’s Own)(米尔纳,1934)是根据她内心体验日记和解放潜意识想法的尝试写成。米尔纳在培训期间接受苏维亚·佩尼(Sylvia Payne)和温尼科特的分析,成为独立小组一位有影响的成员,在美学和创造性领域作出贡献,一部分通过研究她自身艺术创造性和对此所遇阻碍而颇有见地(Marion Milner,1987)。

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1897~1974

比昂在克莱因那儿接受分析培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军队的精神病医生工作过,其早期的精神分析发现与士兵中首先观察到的小组过程有关。“北地试验(Northfield Experiments)”牵涉到运用小组工作的士兵的创新性精神康复(Bion,1961)。比昂后来继续从事对精神病人的工作,并作出对正常和精神病个体原始精神过程以及思想性质本身的创新性发现。他对母性(和分析性)抑制的描述是对克莱因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因为它表明环境是如何同个体的人格和内部幻想相互影响的。比昂常刻苦读书,他的一些更易理解的论文收集在《第二种思维》(Second Thoughts)中(Bion,1967)。

奥托•费尼切尔Otto Fenichel,1897~1946

费尼切尔是个医生,从1915年在维也纳大学参加弗洛伊德学术讲演,后来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组的坚定成员。他在1920年被选为维也纳学会成员并作为精神分析医生、学者及教师而工作,他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将经典理论和技术系统化,希望建立“精神分析的正确应用” (Fenichel,1945)体系。作为一名编史家,他是首位写精神分析运动连贯社会历史的人。继在挪威(1933)和布拉格(1935)居住之后,他移民到洛杉矶。

迈克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1896~1970

巴林特1938年从布达佩斯来到英国,曾同费伦齐一起工作。他是个活跃而独立的思想家,感兴趣于精神分析观点和其他学科的相互补充。他因同全科医生的小组工作而出名[巴林特小组(Balint Groups)],不论会谈有多么简短,在小组里他帮助全科医生考察医患关系并从中学习(Michael Balint,1957)。巴林特也同深度失调的病人一起工作并创造了基本错误(basic fault Balint,1968)这一术语,指深层次的非整合性精神剥夺(unintegrated psychic deprivation)。

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1896~1971

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温尼科特将他多年的经验和观点带入精神分析中。起初,他深受克莱因的影响,后来他发展了自己关于婴儿和儿童发展的独到见解,将注意较少地放在内部幻想生活上,而较克莱因对环境的影响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关于在发展中攻击和恨的起源和作用,温尼科特和克莱因的思想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温尼科特的许多观点是关于临时客体和临时空间、支持容纳性环境、足够好的母亲、真自体和假自体的观点(Winnicott,1958,1965)。

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1894~1970

哈特曼是来自维也纳的避难者,后定居纽约。他和克里斯(Kris)及勒文斯泰因(Loewenstein)一起创立了在大约20世纪80年代以前统治北美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学派(ego psychology)。如同米切尔(Mitchell)和布莱克(Black,1995)所提出,当弗洛伊德这位考古学家探究埋藏极深的关于婴儿性欲和攻击性的遗留物时,像哈特曼这样的追随者,对弗洛伊德未发掘且放置一边的精神生活更普通的特征感兴趣。哈特曼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自我上:自我的结构、防御和对现实的适应,而且他将精神分析大大地拓宽,使之同传统心理学相关部分重迭。哈特曼将弗洛伊德对做梦和寻求快乐、最后被迫面对不受欢迎现实的婴儿观点,彻底改变为决意寻求对环境适应的生物观点。

罗纳德•费尔贝恩Ronald Fairbairn,1889~1964

弗尔贝恩是客体关系理论(object relations theory)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从弗洛伊德对驱力释放和快乐寻求的重点转移到将人基本上看成关系寻求。费尔贝恩和克来因的思想在早期有一些相似处,克莱因借用并修改了费尔贝恩的“分裂样”人格模式的观点。在费尔贝恩看来,内部世界不是由从一开始就影响对外部现实理解的天生幻想组成,而是作为对外部关系中难免不如意体验的替代和补偿而发展起来。费尔贝恩把母亲的冷淡(比如由抑郁引起)视为对婴儿的显著创伤。孩子会感到他不是用恨(抑郁反应)就是用爱(分裂样反应)破坏了母亲的感受(Ronald Fairbairn,1952)。

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

詹姆斯和他的妻子阿力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是精神分析“上层阶级住宅区”团体(“Bloomsbury”connection)的一部分,詹姆斯是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兄弟,当阿力克斯在1924~1925年离开到柏林的亚伯拉罕那里接受分析时,她和詹姆斯彼此的通信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分析文化的迷人之处(Meisel& Kendrick,1986)。詹姆斯是弗洛伊德著作的主要英文译者。在1934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精神分析如何起作用的创新性论文(Strachey, 1934),直到今天仍经常被人提到。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85~1982

安娜·弗洛伊德1938年作为避难者同父亲一起来到伦敦。她的培训背景使其既能授课又作为精神分析师而工作,与其父亲不同,她对儿童进行分析。她对分析性发展理论的贡献既来自她对父亲的理论尤其关于精神结构理论的承诺,也来自她对儿童的直接体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建立了哈姆斯蒂特(Hampstead)战争托儿所,用于因为战争而与家庭脱离的儿童,是富有创新性的儿童居住场所,如将重点放在尽可能保护儿童对父母的亲附,以及给儿童其他稳定亲附人物。安娜·弗洛伊德和合作者坚持在许多儿童保健领域如社会保健和法律方面影响实践和政策。安娜·弗洛伊德采用对儿童详细观察的艺术来培训一些本身是难民的年轻合作者,这些观察已得到生动记录(A.Freud,1944)。在1947年她同一个临床和研究中心一起组织了对儿童精神分析的培训,该中心以哈姆斯蒂特儿童治疗课程和临床教学(Hampstead Child Therapy Course and Clinic)而知名,在她去世后重新命名为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并继续提供临床工作、研究工作和培训。

梅朗丽•克莱因Melanie Klein,1882~1960

克莱因因发规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而受到鼓舞,她首先在布达佩斯接受了费伦齐的分析,而后,于1928年来到伦敦。此前她还在柏林接受过亚伯拉罕的分析。与安娜·弗洛伊德一样,她直接同儿童,包括一些很小的幼儿一起工作。当早期的分析师惯常从和成人的工作经验中推断儿童精神生活时,克莱因开始了对不安的儿童的直接观察,看他们是如何借助游戏来表达他们最深的恐惧和幻想的(Hinshelwood,1994)。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克莱因扩展了弗洛伊德的发现(包括关于死亡驱力的观点。)克莱因的工作存在着争议,这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的危机。

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79~1958

在伦敦创立精神分析的威尔士人琼斯是弗洛伊德的正式传记作者。他也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朋友和通信者,帮助弗洛伊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抵达伦敦的安全场所。几十年来,琼斯是英国精神分析界的主要政治人物。他的科学观点同弗洛伊德的观点有所分歧,如在关于女性性欲的观点上。琼斯对克莱因的观点更感兴趣,并鼓励克莱因在伦敦定居。

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

亚伯拉罕创立了德国精神分析学会,是位杰出的临床观察者,去世时仅48岁。他是梅朗丽·克莱因的第二个分析师,亚伯拉罕对原始精神病性精神过程的观察(Abraham,1924)在克莱因的工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桑道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1873~1933

弗洛伊德早期的追随者。匈牙利出生的费伦齐因他对分析界限的试验而众所周知,他将此记录在其临床日记里面(Dupont,1995)。他对环境创伤在精神病理学中所起的作用更感兴趣。

 

玛格丽·玛勒 Margaret S. Mahler,1897-1985

一位医师及精神分析师,1930年代在维也纳是以一位孩童分析师开始她的事业生涯。1938年,她离开维也纳,搬到纽约,成为纽约州立精神医疗机构儿童服务部的一位照会精神专科医师。在1950年代,玛勒在纽约市的马斯特儿童中心建立起她的观察方面的研究。

玛勒开始其开创性的把有关孩童期精神病用精神分析观点加以概念化的工作。之后她扩展了范围,把对正常婴儿以及他(她)们的母亲的观察也包括进来(Mahler & Furer,1968,p.13)。她的方法学基本上是针对母亲与其婴儿间互动的观察。从这些母子或母女间互动的重复、外显行为的观察,玛勒推断有所谓「前语言期的心理过程」(preverbal psychological processes)正在孩童身上发生。她的这些关于生命头三年所发生内在心理事件(intrapsychic events)的描述和整合陈述给予有关发展和客体关系的研究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就概念上来讲,玛勒很小心仔细地把她的工作和传统的本能模式以及梅兰尼.克莱茵、D.W.温尼可、雷诺.史必兹(Rene Spitz)及其它人的工作连结在一起。虽然她和其它精神分析作者们的连结,范围从传统的本能理论家到自我心理学家,玛勒本人并不列入某一合宜的类别中。或许她最适合被描述为一发展学家,因为她和她的同侪研究者们(Mahler、Pine & Bergman,1975,pp.5,6)运用了客体关系概念并把焦点放在人的心理诞生上面。心理诞生不同于生物诞生。生物诞生是看得到且富戏剧性的,而心理诞生则是逐步性地揭开,所涉及的心理过程只有部分是在可看见的行为中显露出来(Maler et al.,1975,p.3)。心理诞生是婴儿藉由和母亲的分离而个体化而成为一个个体的过程。这个分离和个体化过程大约是从4到5个月大一直进行到30或36个月大。

虽然她受正统的精神医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的滋养,玛勒的发展模式并不同于传统弗洛依德有关发展的本能模式。她视自体的整个进展性机体为经由共生、分离和分化(symbiosis,sepa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的种种过程。玛勒相信人类的人格发展开始于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心理融合状态中,然后慢慢进展到分离的心理过程中。玛勒的模式所诉诸的是暗示最早的人类存在状态是一种连结、一种依附、一种结盟关系(connectedness,attachment and affiliation)。然而,在此意义下,她的模式又不同于丹尼尔.史登(Daniel Stern)(1985)及其它依附理论家(Ainsworth & Bowlby,1991;Ainsworth et al.,1978;Bowlby,1980),他们视人类对有关连结性的意识之达成是婴儿发展过程的终点,而不是玛勒所认为的起点。玛勒认为早期共生状态的未完成危机及残留物和分离过程及成为个体化一样都会终生地影响着关系。然而,玛勒集中重点在这些临床议题上作为之后成年期的精神病理的预测,有时候会遮蔽了纯粹的发展议题。

爱蒂·贾克生(Edith Jacobson)1897-1978

爱蒂·贾克生在1930年代于德国接受医学及精神分析的训练。二次大战前她来到美国并开始在纽约市私人执业。有关她大部分重要工作的写作从1940年代到1960年代。

贾克生造就了一个客体关系的整合模式而丰富了精神分析及客体关系理论。她把弗洛依德传统拥有的素质和那些新观念交织在一起。结果是一个无接缝的、连贯一致的模式可用来解说原我、自我、超我以及本能等传统要素,同时也解说了客体关系。她的理论,抽象且复杂,对读者的考验相当大。这也是为何贾克生不像其它作者那么为人所知的一个原因。然而,她对传统模式的再修正对当代许多理论家产生莫大的影响,特别是欧托.康伯格(Otto Kernberg)(1980,p.103)。她和康伯格把驱力模式发展到极致裨能以客体关系的形式适应(所谓的)关系概念(relational concepts)(cf. Greenberg & Mitchell,1983,p.351)。贾克生在不抛弃驱力模式下,强调关系的重要性。她透过婴儿对母亲的经验来把驱力模式和客体关系连结在一起。借着她对婴儿经验的仔细检视,贾克生明示出本能、客体关系、与原我、自我及超我的结构等之间的复杂互动运作。然而,她的取径其细微处与复杂性却无法用过于单纯简要的思想来加以概说。贾克生试图解说那哭嘀啼号叫的婴儿是如何逐渐且戏剧性地过渡到有礼节、行为端正的年轻人。

 

欧托·康伯格 Otto F. Kernberg, 1928-

欧托•康伯格1928年出生于奥地利,在智利受教育,在美国堪萨斯州,托匹卡的梅宁哲诊所接受进一步的精神医学训练,而纽约地区则是他临床与研究活动的根据地,而他也到世界各国演讲。他很可能是美国客体关系理论最具影响力却也颇受争议的提倡者(cf. Brody,1982)。

康伯格所开始着手要完成的两项理论上的目标是:(1) 把客理关系理论和精神分析本能理论整合,(2) 利用整合客体关系理论和本能理论所形成的概念模式来理解边缘型个案状况(以及边缘型状况的次型,自恋型人格)(Kernberg,1975,p.3;1976,p.131)。

康伯格的第一个目标,即对古典弗洛依德冲动理论和客体关系理论做一深具野心的结合,是传统重本能的,以原我、自我与超我三位一体为模式而和客体关系理论调和的一项企图。有些评论家认为他的结合是修正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成功(Calef & Weinshel,1979;Klein & Tribich,1981)。然而,大部分的理论家同意康伯格在他的第二个目标上是成功的。他提出对边缘型个案病理学理解的一项重大页献。就如同弗洛依德从精神官能症的临床经验中孕育出理论及费尔邦从其对类分裂型人格所从事的工作般,康伯格的著作大部分围绕着他对边缘型病人所做的治疗。这项临床工作丰富了他的努力而建构出一套模式以整合并结合传统精神分析与客体关系理论。

阅读康伯格的著作有许多困难,他的三本主要著作(1975,1976,1980)都是论文集且彼此并不必然相关。他的文笔是很浓缩性及技术性,其用词和本能模式中所用的一样,但表达的意义却经常不同于传统。

史蒂分·米歇尔

至此本文读者已看到了本书前面几章所揭橥由各理论家提及的有时令人困惑的种种名词与概念。这些名词与概念的种种变化差异可作为吾人考虑史蒂分.米歇尔近期著作的一个启始点机会,米歇尔所寻求的是在精神分析学中各种关系理论的一项整合性取径。

米歇尔,在纽约是一位训练及督导的分析师,也是一位优秀作家,他认为过去几十年来的精神分析理论化工作有很多是“断裂的、散漫性的,是由一群彼此竞争而不是互补的各精神分析学派所发展出来...〔特别指关系模式,且〕从未被发展成一连贯的、统整的理论架构”(1988,p.viii)。米歇尔和其共同作者杰.葛林伯(Greenberg & Mitchell,1983),在仔细回顾后弗洛伊德著作时,把精神分析分成两个广泛而相互竞争的观点:即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与关系模式。关系模式包括一群理论:英国客体关系理论、人我模式(interper-sonal)精神分析以及自体心理学。

米歇尔觉得在过去几十年间有关精神分析对人究竟如何思考看待起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不再是把心灵视为一组由个体内在浮现出来的、预先设定好的结构(古典驱力模式),而把重点转移到关系模式,视个体乃存在于一互动交流的型态中,而其内在结构衍生自一互动的、人际的场域(1993a,p.31)。过去几十年来许多富创造性的、有影响力的贡献都从此关系模式中流泻出来。

精神分析已经变得非常不同于弗氏初期的看法,而米歇尔认为驱力理论已过时,虽则有其概念上的统一性及完整性。那些认为和他人,不是和驱力,间的关系是精神生活基本事物的种种分析理论本身所说出来的却是多重的声音。就是针对这种断裂且散漫的关系模式使米歇尔认为:“当代精神分析理论与实务最大最迫切的问题是这些庞杂不同的各类精神分析学派及传统彼此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彼此契合无间?如果是,是怎么契合无间?如果不是,为何不是呢?”(1988,p.vii)。

米歇尔为自己所设定的职责是去探索关系模式下各不同传统并且提出方式让那些不同传统能够整合起来而发展成一整体性观点。米歇尔的书“精神分析中的关系概念”(Relational Concepts in Psychoanalysis)(1988)目的就在发展出一连贯性且整体的架构以便检视精神分析式探询的一些重大领域,诸如性欲、幼稚化及自恋,特别是透过关系基质的透镜来看这样的事情。

显然,他的关系观点重新定位精神分析思想的某些中心意旨,在“精神分析中的希望与颤怖”(Hope and Dread in Psychoanalysis)(Mitchell,1993a)一书中,米歇尔继续其对精神分析关键重点的考虑,诸如自体与分析治疗。他特别去注意到精神分析关系中的各互动面向,并称呼精神分析为“一种牵涉到有关两个参与者,即分析师与被分析者的种种希望与颤怖的历程”(1993a,p.9)*。米歇尔的著作,大部分集中在三本书籍、许多论文以及他在“精神分析对谈”(Psychoanalytic Dialogues)该杂志中担任编辑时所写编辑发言,是精巧细致、无法轻易加以摘要的。

米歇尔相信“最基本重要的是精神分析永远不会弃置弗洛伊德的思想于不顾”(1933a,pp.32,90),他坚信他并不是在建构一整体性替代古典弗洛伊德思想的东西。确实,他也相信许多后弗洛伊德理论家,诸如费尔邦、康伯格及寇哈特等想把他们的作为当做替代是一项错误。他寻求的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想整合关系模式各不同概念策略的取径(1993b,p.462)。然而,米歇尔所看到的是一种非常深切的概念上远离古典模式的移转,而在他建构一整合式关系模式的观点时,他遗漏掉有关驱力的概念。



弗洛伊德
华生
皮亚杰(Piaget , Jean 1896-1980)
容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罗杰斯(Carl Ranson Rogers, 1902—)
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k Skinner, 1904-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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